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
第9年的春风悦读榜正在吹来。
几天前，又一年令人瞩目的春风悦读榜评选已经启动，在年度好书中，一张新的春风悦读榜，将由国内文化大咖、各大权威出版社负责人和广大读者共同打造。
与往年的春风榜“好书60”不同的是，今年的春风悦读榜上，将有66本好书入选。
春风亦识字，繁花来翻书。今天，我们推出新经典内容中心总经理黄宁群的春风大咖荐书。
先来一个节目——
黄宁群的脑洞回答：
可能我们首先要问，被我们称之为“书”的事物究竟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将其定义为“传递文字信息的印刷物”，所谓“书”的消失其实仅仅意味着传递信息的媒介发生了变化。数千年来，从文字、图像到音频、视频，从印刷物到电子文件，传递信息的媒介始终在不断更替，但传递信息这件事本身却无可替代。我们一直相信，“书”可能会消失，但“书”所承载的使命必然会以不同方式得以履行。
而假如推翻一切，记忆与文明不再通过媒介留存，或主动抛弃了载体，那将会是怎样的一个“新世界”？这很值得写一本“书”来探讨：）
以下是新经典内容中心总经理黄宁群的春风大咖荐书——
《失落的卫星》
刘子超著文汇出版社/新经典文化.6
深入中亚大陆，探访神秘的邻人之国，作家刘子超寻觅九年之作。在理解异域中洞察自我，经书写世界回眸中国。这部饱含幽默感、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作品，给世界带来了一部值得信赖的中亚纪实佳作，也为今后的中文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。
《祈念守护人》
[日]东野圭吾著宋刚译南海出版公司/新经典文化.6
《解忧杂货店》八年后，东野圭吾又一部奇迹小说。一位迷茫而平凡的青年，因祈念的力量改变了自己与他人的人生。这部中日首次联合策划、同步出版的东野圭吾作品，在疫情来临的年，向人们传递着“每个渺小的生命都值得过好这一生”的信念，为众多读者带去了希望与温暖。
《你和我》
万方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.6
一位真诚如孩子的艺术大师，一场穿越时光的流动的盛宴。曹禺之女、知名剧作家万方回望家族历史，将父母亲纯粹的爱情、父辈文人真挚的友情，以及自己与父亲浓烈的亲情一一记录于纸张，共同书写出一场时代洪流中的人生大戏。
抢先读
《失落的卫星》书摘
我把大件行李寄存在旅馆，告诉老板我几天后回来。我随身只带了一个背包，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、雨伞、瑞士军刀、一小瓶吉尔吉斯斯坦牌白兰地，还有一本谢苗诺夫的《天山游记》。
出发的清晨下着小雨，天山笼罩在一片云雾中。我坐着乡村小巴来到阿克苏，穿过寂静的村子，向着山谷深处走去。山间飞起漫天的乌鸦，仿佛一场大火后被风吹起的灰烬。它们怪叫着掠过灰色的天空，纷纷扬扬地落在一片草坪上，然后雕塑般定格在那里。
山谷中是急促的卡拉科尔河，泛着白色浪花，像鼓声一样响动。山谷本身则是美妙的：到处是云杉、圆柏和花楸树；草地上开满紫色的薰衣草和白色的忍冬花。
开始时，道路较为平坦，但很快就变成难以下脚的卵石路。那些被河水冲刷的卵石有大有小，很多时候甚至需要手脚并用，才能爬过一段险坡。
最初的一个小时，我没遇到一个人，只有我独自走在大山深处，周围是还没有被征服的风景。不久，天色变得越来越暗，山谷里阴云密布，隐隐传来滚动的雷声。
第一滴雨点落下来的时候，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。阴云在头顶缭绕，空气中饱含着水汽。雨水像游牧民族的大军，成批地落下来。气温顿时骤降，即便穿着外套，依然寒气逼人。山间的树林变得更加幽暗，河水翻滚着冲击石头，掀起巨大的浪花，声音也似乎更响。
雨很快呈瓢泼之势，山消溶在远处，一度甚至看不清眼前的道路。即便我撑着雨伞，也无法阻挡被寒风裹挟的雨水，从伞下面钻进来。我加快脚步，希望身子能暖和起来，更希望尽快到达落脚之处。我始终留意着路上有没有马粪，有马粪就说明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前面——虽然不知道还有多远——有吉尔吉斯牧民，有住处，有食物。
一个徒步的外国人迎面而来。直到十米之内，我们才在大雨中互相看到对方。他是专业徒步者，装备齐全，背着大行李，穿着防水夹克。雨水顺着他的大胡子滴滴哒哒往下淌。长时间的艰难行走，让他的面容变得严肃而沉默：他瞪着眼睛，紧闭着嘴唇，仿佛一个宗教受难者。我们点了一下头，然后在山路上错身而过。
我转过头喊：“到阿尔金—阿拉善还有多远？”
他也只是喊了一声：“很远，至少还有五个小时。”
我已经走了三个小时。这只能说明，在大雨中徒步，让我丧失了时间观念，也大大降低了速度。晴天时，这条路需要六个小时，但在雨中变得无法估测。
渐渐地，走路变成一种机械运动。我甚至感受不到冷，也无所谓雨水的肆无忌惮。我的鞋和衣服早就湿透，这让打伞的行为多少显得有些滑稽可笑。我一直在向上走，不时绕过山丘。我时常幻想，下一座山丘背后就是开阔的阿尔金－阿拉善山谷。正是这样的幻想，维持着我的机械运动。我也幻想着一顿热乎乎的午餐：大量的碳水化合物、热茶、我的白兰地。在《天山游记》里，谢苗诺夫写过他的晚餐——羊尾油煎泡软了的黑面包干——听起来真好。
五个多小时后，一片绿色的山谷终于在我面前打开。远处有一片白色的蒙古包，宛如海市蜃楼。一个牧民家的男孩骑马跑过来，见我一身狼狈就邀我上马。草地已经吸足雨水，成了一片小沼泽，马蹄踏上去噗嗤噗嗤响。男孩把我送到河边的定居点前，只见河岸高处的空地上，散落着几座蒙古包，还有一栋冒着炊烟的木屋。
听到马声，一个吉尔吉斯男人从木屋里走了出来。他穿着夹克，戴着帽子，脚下是一双沾了泥的登山鞋。他把我迎进木屋旁边的“餐厅”——那是一个用防水塑料布围起来的空间，里面摆着木桌和长条凳。他说他叫穆萨，是这家客栈的老板。他手下还有一个帮工，兼做厨师。厨师好像是东干人，戴着穆斯林小帽。他为我送上一壶热茶，又端上一盘抓饭。雨已经停了，空气依旧湿冷，山谷内升起一团白雾。
见我一副很冷的样子，穆萨指着河对岸的一个小木屋告诉我，那就是泡温泉的地方。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，我拿着穆萨给的钥匙，跨过一座小桥，走到木屋前。所谓温泉，就是在泉眼附近挖了一个蓄水池。泉水不停注入池中，溢出的水则通过排水管流进河里。温泉有股硫磺味，冒着轻微的气泡，我半躺在池里闭上眼睛，耳边只有卡拉科尔河的流水声。经过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温泉如同上天的馈赠。
等我回到穆萨那里，他正坐在餐厅的长凳上，拿着望远镜窥视对岸的人。原来，几个欧洲女人刚从温泉出来，穿着比基尼。穆萨不好意思地放下望远镜，嘿嘿笑了一声，说带我去蒙古包。他把铺在蒙古包穹顶上的羊毡扯掉，让光线从上面洒进来。他又抱来一捆木柴，在炉膛里升起火。炉子很快热了，我把湿鞋放在旁边烘烤。一串白色的水汽瞬间腾起，鞋子发出呲呲的响声。
蒙古包里暖和起来，我一边小口喝白兰地，一边阅读《天山游记》。年第二次天山旅行时，谢苗诺夫也到过阿尔金－阿拉善，也在靠近温泉的地方安营。
当时温泉的木门上有保存完整的藏文题词。泉水同样流入一个长二米、宽一米、深一米的水池，池子的四周由花岗岩围着。他测量出的水温是四十摄氏度，而营地的绝对高度是一千八百一十米。他写到自己的兴奋，因为这是他“深入天山中心遇到的第一条山谷”。在一盏油灯下（“把干粪块插在一大块羊尾油上”），他开始写日记，把当天采集到的珍宝——外伊犁高山植物群的稀有植物——夹在吸墨纸里。
傍晚时分，我合上《天山游记》，走到蒙古包外。那位东干厨师正跪在空地上，向着麦加的方向祈祷。他还能说简单的汉语，带着甘肃口音。他告诉我，他的祖上是陕甘地区的回民。同治年间，陕甘回变，一批回族迁徙到中亚，很多就定居在伊塞克湖地区。他夏天来这里帮工，冬天回到卡拉科尔。他的老婆孩子都在那里。
“你想过回中国吗？”我唐突地问。
“我是吉尔吉斯人，”厨师说，“中国离我太远了。”
中国就在天山的另一侧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也感到自己身在一个遥远的地方。
说话间，我的蒙古包里又住进两个从卡拉科尔徒步过来的旅行者。他们是瑞士大学生，女孩叫莫妮卡，男孩叫尼古拉。他们似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侣。短发的莫妮卡似乎在关系中扮演着男性角色，尼古拉的举手投足则有些女性化。
他们洗完温泉回来，一边晾着头发，一边商量第二天的行动。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附近的高山湖。他们听说，徒步到那里只需要三个小时。
“应该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散步，”尼古拉说，“你可以和我们一起。”
睡觉前，我从外面抱回一捆木柴，手上全是松木的清香。我把炉火烧旺，除了门口附近的烂泥，别的地方都开始变得干燥。尼古拉脱掉外套，只剩一件松松垮垮的内衣。他把眼镜折起来，放进眼镜盒，塞在枕头下，把身子陷在褥子和毯子的坑里。睡在旁边的莫妮卡穿着一件男士背心，翻着一本瑞士人写的旅行文学——《世界之道》。
炉火噼啪作响，但红光会渐渐暗下去，越来越暗，直到我们被黎明的轻寒冻醒。
3
第二天早上，我走出蒙古包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迷人的山谷。雾气已经消散，到处是鲜亮的绿色。云影投射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，阳光下的卡拉科尔河跳跃着。马群像碎芝麻一样，散落在起伏的山水间。
我和尼古拉、莫妮卡结伴而行，沿着卡拉科尔河的一条支流溯流而上。山路时而陡峭，时而平缓。有的地方滚动着落石，有的地方被河水截断。然而风景始终美好，视线所及处皆是幽绿的森林。我们聊着天。我好奇，作为瑞士人，他们为什么会来“中亚的瑞士”旅行？
尼古拉说，来中亚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。他和莫妮卡从中学开始就是同学。当时他们问过彼此，如果有一笔钱，最想去哪里旅行，两人都觉得是中亚。他们的旅行从哈萨克斯坦开始，吉尔吉斯斯坦之后还要去乌兹别克斯坦。他们不是专为登山而来，更期待一场“文化之旅”。
“不过，既然来了吉尔吉斯，我们决定不浪费机会，顺道来天山看看。”莫妮卡说。
我问他们觉得天山和阿尔卑斯山相比如何。
“有些地方确实很像，但天山更野性。”莫妮卡说，“在阿尔卑斯山，你总能看到房子，知道里面有一整套现代化的舒适设备。但这里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不过，也正是“什么都没有”让他们感到满足。尼古拉说：“在天山，你能想象出阿尔卑斯山几百年前的样子。”
一个吉尔吉斯牧民骑马赶着一群山羊下山。与我们擦肩而过时，他好奇地打量着我们，面孔黑亮。他走了一条更近也更陡峭的小路。途中，马蹄滑了一下，马打着颤，眼珠一个劲儿地转动。吉尔吉斯人从容地勒住缰绳，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，就靠这点力道和嗓音，让马重新镇定下来。我们看着他消失在山谷的远方。
“住在这里的是‘喀喇吉尔吉斯人’，”我说，“在突厥语里，‘喀喇’是‘黑色’的意思。”
莫妮卡微笑着说：“他确实很黑。”
“天啊！快看这是什么？”尼古拉突然喊起来。
我们走过去，发现地上有一朵白色的小花。
“这是瑞士的国花——雪绒花，”莫妮卡说，“在阿尔卑斯海拔三千米以上才能看到。”
“我们现在的海拔是多少？”
“应该有三千米了。”
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小时，传说中的高山湖泊不见踪影，眼前依旧是一成不变的山谷。莫妮卡说，她是在卡拉科尔的CBT办公室听说的高山湖泊。她在手机地图上标出了湖泊的位置，然而这里没有信号，她只能通过离线地图看到当初的标记。至于离这个标记还有多远，却无从知晓。
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眺望。一片宽阔而平坦的山谷，像沙盘一样展现在眼前。我们没有看到湖泊，但看到一个白色的帐篷，孤独地扎在山谷中。我们决定先走到帐篷处。
帐篷看似不远，可实际又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近前。一个穿着红色棉坎肩的吉尔吉斯女人正在外面生火。看到我们，她放下手中的柴火，嗓子眼里发出嗬嗬的声音。她不能说话，得过小儿麻痹症，走起路来一跛一跛。她的脸又黑又红，布满风吹的裂痕。
哑女人嘶哑着嗓子，请我们进去坐坐。帐篷里的陈设极为简单：一个火炉，一块地毯，一堆被褥。除了一把手电筒，看不到任何现代生活的痕迹。帐篷里有两个五六岁的小男孩，正在地上拍洋画。尼古拉试着跟他们说话——用英语——但似乎把他们吓到了。他们扔下洋画，躲到角落里。透过堆成小山的被褥，看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。
哑女人为我们端来三碗发酵的马奶酒。尼古拉和莫妮卡犹豫着，我一口气喝完。
“她难道就一个人生活在这里？”尼古拉小声问我和莫妮卡。
莫妮卡耸耸肩。
“她的家人可能在山上放牧，”我说，“你看，这里有很多条被褥。”
几百年来，这些喀喇吉尔吉斯人就在高山高寒地带过着艰苦的游牧生活。在这里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
莫妮卡问哑女人湖泊在哪儿。她听不懂。后来她指着前面，但说不出多远。
我们决定继续往前走。莫妮卡很自信地表示，只要一直沿着河水走，最终就能到达湖泊。
“可我们已经走了四个小时，还没看到湖的影子。”我说。
尼古拉说：“也许是因为我们走得太慢了。”
我们和哑女人告辞，继续上路。河谷很宽，也很平坦，但我们已经爬到了海拔很高的地方。两侧的山峰上可以看到还未融化的积雪。马群散落在这片高山牧场上，静静地吃草。除了隐约传来的水声、风声和我们的喘息声，周围没有一点声音。
我们又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河水在前方拐了一个弯，从两座山的缝隙间钻过去，山间弥漫着雾气。此时，离我们出发已经有六个多小时。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湖泊。每个人都感到绝望。这本是一场“轻松愉快的漫步”，结果变成了一次长征。
“大概还有一公里，可能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。”莫妮卡看着手机说，口气已经没那么自信。
“你是说那座山吗？”尼古拉指着前面问。
“对。”
那是一座雪山，雪线在山体一半的高度。
“我觉得湖就在山那边，”莫妮卡说，“看上去像。”
然而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身上的非专业装备不足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状况。这让我们沉默下来，感到进退维谷。
“听着，湖并不重要。我们已经走了六个小时，回去还要再走六个小时。我们一路上已经看到了美景，也见识了真正的吉尔吉斯人的生活。我们用不着非走到湖才觉得完美。”我说。
莫妮卡和尼古拉看上去松动了。我们准备往回走，却发现回去的路上一片漆黑，一场山区常见的暴风雨正在酝酿。远处的天空已经变成青黑色，云层迅疾翻滚着，而我们即将进入青黑色的边缘。
“如果我们现在往回走，肯定会赶上暴风雨。”尼古拉说。
“如果我们往山上走，可能会碰到更危险的东西。”我说。
“我们翻过这座山，如果看到湖，就在湖边吃饭。如果没有，我们就返回。”
“我不想一个人，”尼古拉对莫妮卡说，“我跟着你。”
“那我们走吧。”莫妮卡说。
我试图劝阻他们，但他们不听。最后我们商定，我先回去，在哑女人的帐篷处与他们汇合。
我看着他们向雪线处走去，仿佛长征电影中悲怆的长镜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进入了云雾区，从视线中彻底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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